邵大箴: 用美的理想引导大众
2018-10-09 10:23    来源:未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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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大箴: 用美的理想引导大众 

 

杨晓华

2018年10月08日08:58  来源: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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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大箴
邵大箴
原标题:用美的理想

  在中国美术界,邵大箴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符号——是思想理论的符号,也是鉴赏批评的符号。在致信习近平总书记的八位中央美院老教授中,邵大箴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此次采访,我们便将话题聚焦在美育的问题上。

  美术文化周刊:蔡元培在20世纪初曾提出“美育代宗教”,为什么近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关注这个话题?

  邵大箴:美育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那个时期,人们在文化上的选择上还是比较单纯的,而今天,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一方面享受着文化的丰富、多样,同时,也要面对其复杂性,即精华与糟粕同时存在的状况。所以,“美育代替宗教”在今天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人们一定要有理想。通过艺术来陶冶国民的品格,塑造国民的精神,因为美育是一种高尚的、纯洁的东西,在超越性这一点上可以发挥和宗教类似的作用。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追求,没有理想的社会和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

  美术文化周刊:当下,人们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多样化,文化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充分,为什么美育的重要性却进一步凸显出来了?

  邵大箴:美育说起来比较抽象,实际上内容很广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交往过程都含有美育的内容,但往往被人们忽略。好比说,人们喜欢娱乐,喜欢文化,这很好,但没有品质和品格的文化娱乐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娱乐不仅是调剂,它应该使人得到思想的启发、情感的熏陶。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物质文明有了很大提高,但在精神文明方面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们的文化设施提供了各种放松和调剂的渠道,但是,在娱乐和消遣过程中,文化提升人们思想情感的作用似乎被削弱了、被忽视了,这就是文化的丧失、也是一种美育的丧失。要在娱乐的基础上达到教化的目的,这种教化不是简单地喊口号,而是通过美的欣赏和创造,潜移默化地使人感觉到深刻的思想、丰盈的趣味、充沛的情感、高尚的品格。这就是美育的使命,也是为什么美育在当下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的原因。

  美术文化周刊:您认为,改变这种美育的普遍状况,最紧要的是什么?

  邵大箴:对于社会文化,我们应该注意区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普及的、通俗的,要提高它必须要有高级的文化。所以,知识分子、艺术家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对于大众文化有一个迎合和适应的关键问题。迎合是什么?迎合就是看到大众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这叫迎合。适应是什么?适应就是我们要深入大众的现实生活,研究他们的爱好、趣味和需求,虚心向他们学习,同时发现他们水平的局限性,再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和欣赏趣味。文艺家既是大众的学生,又是大众的“老师”。现在的情况是文艺为了商业利益,常趋向迎合,大众需要这个口味,我们就大量输送这种口味。然而,对于大众文化中粗俗、低俗、媚俗的东西,我们往往视而不见,甚至鼓掌叫好。写文章、画画、演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群众喜欢什么,他们的口味是什么,但是不能一味地迎合。“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并存,这是正常的情况。阳春白雪往往是在下里巴人的基础上提高和升华的。经典的艺术,老百姓过去接触少,一下子可能不容易接受,但要让他们对这些作品有敬仰和爱慕之心,并使他们在欣赏过程中逐渐理解和接受。我们文艺家的创作要适应群众的欣赏水平,但是,适应不是目的,目的是提升他们的欣赏能力。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说,文艺的“适应”是为了“征服”,也就是思想感情和审美水平的教育。这个问题,是文化中的大问题,我们的政府机构、知识分子、艺术家、公众媒体,都应该自觉担负起这个责任。

  美术文化周刊:您在专著《艺术格调》中写道:“格调是随人在的,哪里有人在,哪里就有格调。格调也是随作品在的,哪里有作品在,哪里就有格调。”格调是您从事理论批评的一个核心词汇。今天看来,在对大众文化的辨析中,在美育文化的倡导中,格调论具有更加强烈的能指性。

  邵大箴:格调从哪来,从精神文化里面来。我们讲,美丽和美有差别,美丽是视觉感受上的和谐,是一种风格的优雅,是一种元素的协调,我们感觉到很舒服,这是美丽。但美不一样,美有一种内在的品质,是由内而外的品格。格调它不仅是个外在的形式问题,更是个内在的问题,题材、内容都要有格调。一个人的格调,一个作品的格调,一种艺术的格调,都是内在基本的东西。你写书法,一动笔就有格调,你做人,一说话就有格调。

  美术文化周刊:推进美育,需要更好地发挥艺术的作用。既然如此,要克服和解决美育上的问题,至关重要的就是反思艺术领域存在的问题。

  邵大箴:艺术是一个特殊的精神生产领域,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促进艺术生产的繁荣,一定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不能做违背艺术规律、违背艺术原理的事情。我们犯过违背艺术规律和艺术原理的错误,比如,过分地强调艺术的政治宣传功能,削弱了艺术本身的本质特征,比如只倡导对现实的肯定和歌颂,忽略艺术应有的社会批判性。这些错误的理念和倾向,都相继得到矫正。艺术要讲真话,真话就是有歌颂、有批判、有讽刺,这样艺术生态才能全面,进而整个文化才能达到一个基本平衡。今天,我们要踏踏实实从事文化建设,推进艺术生产,必须遵循艺术规律,必须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美术文化周刊: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您自己的人生和事业与国家密切相连,您也不断把自己对时代和人生的个体经验纳入理论和批评的视野。回首过去,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邵大箴:我的个人经历是非常顺利的。从上学到被保送到中学、大学,后来被保送留苏。我属于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美术工作者。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我体会很深的一点,就是我们做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做浮夸的东西。我们国家也好,我们民族也好,我们自己也好,做事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大话,不要说空话,要真正看到人民生活的疾苦,真正理解人民的愿望。

  知识分子、艺术家要思考我们民族的现在、民族的未来,要记得我们民族的过去。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多么不容易。1978年改革开放,年轻的我们满怀热情,满怀喜悦,说话、写文章,溢于言表。所以,最近我反复讲中国必须坚持从自己的民族传统、民族现实出发,从中国现在的现实出发,吸收国外优秀的文化,来补充我们的不足,来发展我们的新文化。我们谈民族传统的时候,我们自豪,我们骄傲,但是不能盲目自满。优秀的文化传统,伟大、辉煌,但是,要看到我们的弱点,要吸收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我教书、研究学问、读书,目的也是如此,这是我的出发点,甚至是一个做人、做学问的准则。

  我们强调美育也是如此,我们要将儒释道三家的优秀文化,加以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就成为我们新的美育文化。但是,我们的美育文化还要包括外来的东西,外来古典和现代的东西,这样结合起来,才能适应我们社会的需要,才能出现真正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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