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多人追怀西南联大?
2016-01-07 17:15    来源:凤凰读书专栏 作者:谢泳    点击:

答客问:为什么这么多人追怀西南联大? by:谢泳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以知识分子、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而闻名。 问:抗战时期的中国,在文化、大学建设上,相较于当时战乱的情况,有着惊人的发展。许多现在各行各业创始性的,有成就
 

答客问:为什么这么多人追怀西南联大?

by:谢泳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以知识分子、“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而闻名。

问:抗战时期的中国,在文化、大学建设上,相较于当时战乱的情况,有着惊人的发展。许多现在各行各业创始性的,有成就的学者、人才,都是在西南联大等学校学习过的。是否可以认为,抗战时期,民族危机、抵御外辱、全民族抗战的氛围,催生了这样一种战争中的繁荣?

答:中国大学在战争中的表现,关键还是之前的制度设计较为成功。当时中国大学制度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基本形成,基本的大学制度是国立和私立有平等地位,私立大学中包含了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办大学。抗战爆发前,恰是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建立后开始成熟的时期。中国建立严格意义上大学制度的时间并不很长,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时,一般按习惯进行,也就是说早期负责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成员,肯定是由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来承担。比如蔡元培、蒋梦麟、严修、唐文治等人,都是有功名的人。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大学制度转型时的一个有利前提是教育转型时,这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人居于设计教育制度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负责过教育部工作的重要官员,他们都有留学或者考察西方教育的经历。所以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有起步即成功的特点,关键是大方向不错,比如北大、清华、南开、中央大学和燕京、协和医学院、同济等教会大学,都办得很成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影

问:你曾提到,学界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学评价更高,以1925年国立清华大学创办为始,仅仅经历了10年发展,就能涌现出这么多优秀的大学,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答:抗战前中国大学校长的选拔机制很好,所以当时的大学一般都办得比较成功。在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中,早期的制度设计者,对此早有清醒认识。1929年制定的《大学组织法》明确规定,大学校长总理校务,不得兼任他职,也就是说,除了大学校长这一个单纯的职务外,校长是不能再有其它政府职务的,也就是说大学校长不是官员。1937年7月,胡适在庐山谈话会上就强调,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其实都是从最基本的常识上判断出教育机关的负责人和一般的行政官员要有明显区别。1929年的《大学组织法》是蒋梦麟任职教育部时制定的,他设计不让官员做大学校长的规定,有他理想的考虑,就是教育机关如果让官员出任,很容易衙门化。蒋梦麟抗战后期回到行政院任职,没有马上辞去西南联大常委,这个职务在当时相当于北京大学的校长,他的朋友们马上就劝他,必须辞去常委这个职务,否则有违他手定的《大学组织法》。

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北大校史馆提供)

问:西南联合大学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追怀?

答:今天人们怀念西南联大,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大学问题太多,与理想意义的大学距离太远,或者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太令人失望,所以人们才怀旧,才愿意从自己曾经有过的历史中选择怀念对象,这当中可能偶然有些细节夸大了,甚至有些具体历史事件有被神话的意味,但人们对西南联大的怀念在大的历史方向上是不错的,在对历史和现实间的关系判断上是真实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些细节失真,就否定人们对西南联大的怀念,我再说一次,这种情绪由现实而来,它是真实的,是历史的真实。陈寅恪曾讲过,历史有个体的真实,有“通性”的真实。对老大学的怀念,就是“通性”真实。

西南联大三校领导,左起:查良钊(原西南联大训导长)、胡适(时任北大校长)、梅贻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黄珏生(南开大学秘书长)

问:那一代知识分子(西南联大的教师和学生,其实应当算是两代人了)身上有什么共性?

答: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普遍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在专业知识上也得到了较好的训练,在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中,这两代知识分子中人才的比例很高,做出的贡献也很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大学时代遇到了中国大学发展的好时期,主要是教授和学生推崇独立性,这对人的成长极其重要,没有独立性,就不可能有独立人格,也不可能有独立思想。也很难有创造性的成果。至于后来出身西南联大的有些名人失去独立性,那是个人投机,任何教育制度下都难免此类人出现,他们不会影响到一个教育机关的整体风气。

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

问:当时的教育资源存在高度集约的现象,相比之下,现在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有了全面的规划,相对也出现了多重平台的竞争。西南联大的办学模式、人才培养理念等对当下具备哪些借鉴意义?

答:西南联大是时代的产物,具体制度没有可比性,但时代精神可比。今天我们更需要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更需要有独立人格的教授和学生,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把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我想这也是人们怀念西南联大的原因。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具体表现就是不做应声虫,不能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也是陈寅恪后来极看不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原因。不能上级机关发布一个命令就绝对服从,大学是学术机关,是思想家园,有自己的尊严。除非明确承认中国高等院校就是纯粹的行政机关,绝对是行政第一,学术第二,那国内外就不把中国的大学完全视为学术和教育机关,不在平等地位上与你合作和交流了。西南联大被高度评价,已20多年了,为什么至今被人怀念?我想还是我们的现实太不尽如人意,我们的大学太让人失望。

作者: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以知识分子、“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而闻名。

本文为谢泳教授在凤凰副刊的独家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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