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总编胡星斗:“弱势”经济学家
2016-06-21 22:53    来源:高端在线法治与决策频道    点击:

凡关心时政和当下热点问题的人,对胡星斗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可经常读他的文章的人,第一次与其相见,定会有不小的心理反差:那个秉笔直书,甚至有些狂放不羁的教授,行事和模样却这般内敛。他的眼眶有些凹陷,从某个侧面看,是一张略带
 

    凡关心时政和当下热点问题的人,对胡星斗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可经常读他的文章的人,第一次与其相见,定会有不小的心理反差:那个秉笔直书,甚至有些狂放不羁的教授,行事和模样却这般“内敛”。他的眼眶有些凹陷,从某个侧面看,是一张略带学生气的脸。他步履轻盈,嗓音嘶哑、语调平缓而富有条理。
    正是大雪节气,北京的风刮得猛烈,胡星斗低头疾步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北门的咖啡厅,脱下那件有些陈旧的深色外套。咖啡厅门外贴满了各种学术研讨会和项目论证会的通知,他仿佛对这一切视若无睹。
    落座后不久,一名通信专业大三的学生突然跑进来,向老师倾述自己的烦恼——虽然专业课很优秀,但他发现自己更喜欢经世济用的学问。这也是胡星斗曾有过的苦恼。他沉默良久,像一位老朋友一样,掐着手指,为这名学生计算其中的各种风险利弊得失。此时,我突然想到不久前一位主流经济学家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毕业10年后没挣到3000万就不要来见我”。
    “研究弱势群体经济学,把自己变成了弱势群体。”胡星斗的开场白带着些许自嘲。

 

看不得别人受苦

 

    当说起海南农垦已经开始一系列革新,农垦职工们的生存状态正在好转时,胡星斗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而胡星斗最近一次较有影响的活动便和这个弱势群体有关。
    2010年暑假,胡星斗一直在为农垦职工的事奔忙。与这个群体结缘很偶然,一位江西籍的专家电话告诉胡星斗,海南农垦职工处境悲惨。
    “橡胶价格不是一直很好吗?怎么会这样呢?”胡星斗心里打了一个结,等学校一放假,他就背起行囊,自费到海南调研。
    在大雨滂沱中,他摸索着走进了一位农垦职工的家。这是一幢茅草屋,四处漏风,夫妇俩正准备去女方父母那里吃饭。一问才得知,他们俩不是去赴宴,是去吃接济饭。农场定的生产指标太高,男人每月只能挣到300元,女人常被倒扣。
    一家一家地走访过后,胡星斗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一连串疑问在他脑中交错闪过:为什么国家每年补贴几个亿还喊亏损?为什么在农垦内部贫富如此悬殊?
    经过十多天的实地踏访,一张海南农垦的现实生态链在胡星斗心中逐渐清晰起来:矛盾的焦点似乎在职工自营胶不能自营,被农场以“统一收购”的名义压榨,而病灶源于上个世纪末干部家庭承包胶林后,大量占有,上报亏损,下占职工利益,这种官商怪胎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
    回到北京后,胡星斗立即将自己调查了解的情况写成报告——《海南农垦的当代农奴与富官》,连载的博文瞬间激起巨大涟漪,海南农垦职工,这个一度不为外界知晓的弱势群体立即引起广泛关注。随后,胡星斗还联合部分经济、法律界专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媒体的介入又引起了高层重视。
    “我看不得别人受苦。”这位经济学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也成为他为人行事的准则。这些年,无论是为文还是做事,都与弱势群体有关,他甚至将自己的言论集结为“弱势群体经济学”。

    这个打算从弱势群体开始问诊中国的学者涉猎甚广,他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为缺乏话语权的工人、农民、民工、矿工等一切无权无势、无钱无位的人呐喊,以争取社会对这些人的同情与支持。他倡导用脚做学问,所著文章未必篇篇精彩,但却字字出自肺腑。
    他是最早关注打工子弟学校的学者之一,常游走于城乡结合部那些低矮破旧的活动板房教室;他长期关注户籍改革,发表了一系列火药味十足的威猛之辞;在反腐败、官员财产公开、打破国企垄断等方面,他着墨甚多;在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身陷冤狱后,胡星斗第一个站出来力挺孙;冬夜里,他曾抱着自家的棉被送给那些北京上访村里的无家可归者……


“没价值”的学问更利于生存

 

    胡星斗这些“弱势”行为,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江西的一个贫寒家庭,后来跟随父亲到了城里的工厂,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打工子弟”。
    彼时的“打工子弟”胡星斗做过各种农活儿,还扫过厕所,但他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能和城里的孩子一道坐在宽敞明亮的大教室。“要是换了现在,我肯定考不上大学。”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并没有堵塞这些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
    胡星斗16岁上大学,36岁被提拔为正教授。前半生一直顺风顺水,那是顺应体制而生的胡星斗。
    严格地说,胡星斗是个“半路出家”者,他大学学的是船舶电气自动化,同许多农村学子一样,并不清楚专业的内容和意义,“志愿”往往由老师圈定。那是1978年,思想刚解放的日子,兴趣广泛的胡星斗除了办诗社、编学报,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读各种所谓闲书上,并在书海中完成了思想启蒙。他尤为关心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认为仅有现代科技不能让中国走向现代化,只有先进的政治制度才能让国家走上持久繁荣之路。他不喜欢所学的专业,“那只是器物层面”,他更关注“道”的价值。

    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理工大学后,胡星斗本来应该成为一名工科教授,但他却迅速地向经济学领域转型。爱好广泛的胡星斗心底一直埋藏着一个梦想,他想成为一名像朱熹、黄宗羲那样的开山立派的学者,有一段时间,他总在琢磨怎样独创一门学问。
    胡星斗曾经搞过“事理学”,想把中国老子的智慧和西方的决策科学结合起来;他还搞过“泰和学”,二十多年前就在研究如何让社会更和谐。“这些后来都没搞成。”胡星斗言语间透出些许遗憾。
    刚执掌教鞭的胡星斗像其他人一样,躲在书斋里做学问,还出了很多专著,诸如《居民消费研究》、《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等。甚至,这位经济学教授还充分发挥其业余爱好,写出《中国古代谋略》、《白话鬼谷子》之类与本专业毫无关联的书籍。
    在学校,副教授、正教授,他一路被破格提拔,还担当着北京市政治经济学会秘书长等社会职务。如果延续顺体制而生的老路,意气风发的胡星斗或者会有更大斩获。然而,他很快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出的那些书没有观点,没有价值,除了用来评职称、装点门面,乏善可陈。”胡星斗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发掘独到的东西,而非仅仅阐释别人的理论,这才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


非主流经济学家


    多年深耕之后,时代给胡星斗开启了另一扇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逐渐步入深水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开始井喷。深受鲁迅批判思想影响的胡星斗觉得必须走出书斋,关注现实。他开始深入研究一些大众关心的焦点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归集为“中国问题学”。
    胡星斗把自己的研究概括为“研究中国国情,进行思想启蒙,关注弱势群体,探讨现代制度,倡导思想自由,呼唤人性关怀,支持政府改革,防止社会动乱”。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定位——恪守良知,扶助弱势,只做人格独立的社会问题研究者,不参与政治。
    随着名声越来越大,有关他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其实,这位立志发出独立声音的知识分子所探讨的话题大多和民生有关,只是其中的部分观点一直被视为禁区,足以让一些知识分子噤若寒暗蝉。
    他写过一系列文章探讨如何解决13亿人的看病问题,除了如今公众耳熟能详的“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杜绝药品回扣,改变重治轻防”外,他还建议取缔高干病房、疗养医院。
    他一直呼吁改善农民处境,认为农民被一纸户口束缚在农村,进了企业,仍然是农民工,办了工厂,还叫“农民企业家”,中国死守着世界上几乎仅有的户口制度,进行现代化的同时却拒绝城市化。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于让农民享有全民待遇,促进城乡各种制度的统一。他认为,中国的“官员化财政”造成了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异,北京的高层官员最多,故而获得的国家投资也最多。所以越是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户籍改革越难。“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集中了全国的优势资源,北京户籍背后是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期待既得利益者主动放弃福利是不现实的。”胡星斗主张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系统进行社会管理。
    他是一些反腐论坛和节目的常客,常在这些场合疾言反腐。他善于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腐败是因为政府机构权力过大,“要消除腐败的土壤,最根本的在于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让权力受到制约”。
    然而,无论如何,在当下中国,胡星斗都算不上一位“主流经济学家”。他的文章没有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和复杂的数据模型,通篇直白,只用数据说话。他很少有宏篇巨论,不少文章都是几百字的豆腐块。在很多人眼里,他更像是一位针砭时弊的杂文家。
    更重要的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游走于政商两界,一边依附于权力体系,一边与商界相交甚欢。当“身价”成为衡量一位经济学人成功与否的标志时,胡星斗与这一切似乎是绝缘的。对他来说,敢讲真话,能发出独立的声音最重要。
    他至今仍蜗居在北京理工大学分给他的职工宿舍里。某地领导听说他名气很大,想请他去讲课,结果浏览了一遍他的文章,立马打消了念头。“我那些观点总让有些人看了不大舒服。”
 

研究弱势群体自己变弱势

 

    胡星斗研究弱势群体,为他们代言,自己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自从走出书斋,耳边不免有各种杂音,有人认为他搞旁门左道,有人说他“不务正业”。
    “听说网上也有很多人骂我,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也从不去和他们辩论。”不争,是胡星斗一贯秉持的风格。在学校里,他从来不申请各级政府的课题,也从来不要任何奖励。
    这个其貌不扬、在公共场合少言寡语的学者,虽一贯温文尔雅,但偶尔也有其金刚怒目的一面。
    2009年,他与北京一家网络公司的官司就在社会上激起轩然大波。这年3月的一天,胡星斗突然发现其个人网站无法登陆,很快,他收到了北京新网数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来的邮件,称其网站“存在非法信息”。在他的一再追问下,新网公司称系应苏州市公安局网监处的要求关闭了其网站。这时,他才想起在《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建立现代新闻制度》一文中批评过在太湖蓝藻事件中当地媒体的表现。
    于是,胡星斗给100多位法律界朋友发出邮件,邀请他们参加自己的律师团,最终有35位教授和律师参与进来,先对新网公司发起民事诉讼,然后对苏州网监提起行政诉讼。他还发表了一份《胡星斗关于起诉北京新网公司、苏州网监的声明》,声明中说:“连学者撰文反腐败也可以被任意删除。如果不加以约束,腐败特权利益集团终将把中国逼到悬崖边。为了推动中国的法治进步,为了争取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为了抵抗地方腐败利益集团的违法行为,我们只能起诉,决不能忍声吞气。”
    对方多次要求和解,均被胡星斗拒绝。这场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案件,最终以胡星斗胜诉告终。那些习惯于被迫在网络空间里搬来搬去的发言者,这一次都受到了意外的鼓舞。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胡星斗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边界,不想让事件无序扩散。在他看来,“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
    不过,许多事情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一些底层百姓把他当知心朋友,他们给胡星斗写信,认为他的文章替他们说了话,有人还把胡星斗的一些文章复印上万份散发给周边的人。
    对那些身无分文的弱势群体,胡星斗经常伸以援手,他会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分析研讨,帮受害人摆脱困境。但这位生活并不富裕的学者常常感到有心无力,最近,他在考虑筹建一个弱势群体研究基金会,让更多的无力者前行。
    胡星斗有一个“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的梦想,这个梦想的蓝图是:“抛弃封闭、专制和官本的传统,摈弃谎言、阴谋和暴力的政治,服从规则、程序、透明和监督,完善民主法治,保护人权产权,弘扬诚信、大爱的精神,提升官德,培育公德,使中华民族高贵起来,使古老中国文明起来。”

 

对话胡星斗:现实与理想的纠结

    《人物》:在知识分子中,你以敢讲真话而闻名,但我们看到,有这种品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包括全国两会上有人说官员不敢讲真话。你认为现在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敢讲真话了?
    胡星斗:经过历次运动,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断了脊梁,只关心自己的前程和利益,有的认为国家的前程个人无能为力。但从根本上看,人格的独立必须有财产的独立,中国的科研院所大多是国有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体制而生存,否则便会被边缘化。

 

    《人物》:个人网站被关事件后,对你有何触动?有没有影响到你说真话?
    胡星斗:那次事件后,我给律师写了委托书,如果我有不测,请他们全权代理我的事情。从古至今,独立知识分子没有好下场,像顾炎武、李贽等。但中国有“士”的传统,我还是喜欢信马由缰,希望发出独立的声音。曾经有官办研究机构邀请我去,我怕影响独立话语权,最后没去。也有人给我打招呼,让我注意点,我没理会,他们就不再打招呼了。我有时会选择不说话,是因为该表达的东西表达得差不多了,重复地说,别人会认为我作秀。

 

    《人物》:有人把你当作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你是否认同?
    胡星斗:我不认同。我只是关注社会现实,不想做空洞的书斋学问。其实我是一个中派主义——既非左也非右,或既左且右,或者是中间偏右,兼顾左右,我想将右派的宪政与左派的公平统一起来,推动宪政,达到公平,避免社会陷入长久的动乱。我希望永远做独立的知识分子,政府正确的,适当地表扬;政府错误的,直率地批评。

 

    《人物》:许多知识分子都想通过从政来作为推动社会改革,你想过尝试这条道路吗?
    胡星斗:有很多人看了我的文章,认为我敢说话,要联名选我当人大代表,我拒绝了。独立参选在中国很难,更主要的是,我一开始就公开表示不参与政治。我认为能发出独立清醒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人物》: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废除劳教制度、改信访制度为立法申诉制、破除行政垄断、迁都等,都是这些年你提的建议。你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胡星斗:我认为是垄断造成的不健康的市场经济,其结果比西方垄断危害更烈。因为西方垄断是市场竞争造成的,而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腐败、特权造成的,它不仅造成财富分配不均,还造成法制倒退,防碍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人物》:为什么想成立一个弱势群体研究基金会?
    胡星斗:我们这一辈人会有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我们从底层出来,但是,现在这种上升通道越来越窄,名牌大学的农村孩子比例越来越低。如果我生在当下,作为打工子弟,我肯定考不上大学。成立这样一个基金会,是希望能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人物》:生活中的你也是特立独行吗?比如,遇到教育孩子的问题时。

    胡星斗:这也是我特纠结的地方。比如,我曾经多次发文抨击各种课外班、特长班,批评教育部门的腐败,但在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家人依然送他上各种班。我不赞成,但无济于事,孩子也只好被时代裹挟着那样做了。

(《人物》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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